一个县城边缘人,寻找边缘人的故事

admin 2,890次浏览

摘要: 今年3月底,摄影师蔡山海在采风途中,偶遇了福青的庭院与他的世界。 那是福青老人去世的第4天,征得家人同意,蔡山海走进了院子。福青的家不大,正屋停放着棺木,外面院子中间种着两棵杏花树,当时光秃秃的。一……

一个县城边缘人,寻找边缘人的故事

今年3月底,摄影师蔡山海在采风途中,偶遇了福青的庭院与他的世界。

那是福青老人去世的第4天,征得家人同意,蔡山海走进了院子。福青的家不大,正屋停放着棺木,外面院子中间种着两棵杏花树,当时光秃秃的。一组丧事乐队被树分开,站在东西两边,热闹地吹弹。

刚进门的时候,蔡山海并没有注意到院子里的字。等拍完了乐队,准备从大门离开,蔡山海一抬头才看到门梁上写着「新疆喀什市……77岁的我,张福青能去看看吗?」再一回头,另一边墙上又写着,「宇宙有多大呀?」类似的还有很多。福青所想的时而很具体,比如「每年杏花落打药一次,立秋后再打一次毛虫药」,比如几年如一日地修整院子。福青关心的时而又很宏大,比如村子边的峨河河道要拓宽,60年前曾经历过的水灾是否会再来一次,还有太阳表面的温度是6000度……

蔡山海的好奇心上来了,因为这也是他会思考的事情。蔡山海33岁,福青77岁,跨越了四十年的时光,他们的所想原来是相通的。

再仔细看,扫帚、赶火棍,甚至通风口的一块小木板、门闩上都写满了字。这些文字蔓延开来,成了一面面墙。福青的老伴患有精神类疾病,蔡山海能想象到,某个午后,老伴已经服药睡下,福青就在院子里,静静端来一个椅子,或者直接蹲下,用各种姿势记录他的人生。整个院子成了福青人生沉默的见证者。

在蔡山海到来之前,村中并没有人会细读福青老人的文字,他们当他在练字。4月,蔡山海将院墙拍下来发在了网上,意外引起了轰动。有人说,这是张福青老人的「离线朋友圈」,是父亲的散文诗,还有人评论,「唯有文字能担当此任,宣告生命曾经在场。」

2023年年中,蔡山海关掉开了3年的县城照相馆,年底彻底不接商业片,之后重新踏上了2019年年末就该启程的记录中国的摄影计划——《逍遥三章》。从2024年1月开始,蔡山海如扫地僧,用「平推」模式一个村接一个村地走遍了广西和山西,他的镜头不聚焦于高楼名山,而是对准了芸芸众生。按照他的话说,这也是一段一个来自县城的边缘人,如何一路找寻更多边缘人的故事。

这一路,蔡山海遭遇了很多个「福青」——他们建造自己的天空城堡,他们在自家墙上题字,他们也在天然溶洞里K歌,他们用一个个人生故事,组成了当下鲜活而奇特的大地图景。在蔡山海的镜头下,他们的人生往往与现代生活有着不小的时差,生命以不同速度流动,或闲适,或孤独,或魔幻,也或顽强,或真切。

《人物》与摄影师蔡山海聊了聊他这半年的农村见闻。以下,是蔡山海关于福青,还有不止福青的讲述——

文|李雨凝

编辑|田毅

图|蔡山海

1

其实在福青之前,我就遇到过很多个「福青」。我把他们的故事集命名为「走地仙」,意为寻找散落在各地的「仙儿」。

年初,在前往广西柳州的国道上,我碰到了出发以来的第一位「福青」。他的名字应该叫「威长江」,威长江的墙上也写满了字,但他写得更加透彻——在大门上,他题匾「叫花子老窝」;在大门上,他写「门别开/穷一家」;在墙上,他继续写:「最穷的之家/天地地狱家」,就在这行字的上面,他又挂了一个招彩头的红绣球。

威长江写满了字的墙壁

我在看清字的那一刻就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好奇,不过那天正好是大年初五,威长江的家中没有人,门也推不开。之后,我在他的门外连续蹲了两天。等的时候我就在想,中国每个省份的人长相都有自己的特点,威长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?他可能个子不高,头发很长,胡子拉碴。他年龄多大,是老人还是30多岁的男子?又会不会穿着和丐帮一样奇怪的衣服?后来,在等他的时间里,我一直在脑子里搜索……

不过两天过去,我还是没等到这位「格瓦拉」,我希望,他是去了不是「叫花子老窝」的地方过年。

我继续沿着国道开,广西以喀斯特地貌为特色,很多溶洞都是4A、5A景区,里面五彩灯光打着。但在旅游溶洞之外,广西还有更多不知名的溶洞,我竟然发现了很多普通人在这样的溶洞里生活着。

我遇到的第二个「福青」,是广西百色一个溶洞酒窖的守窖人。

我进到「洞藏老酒」的牌子后面跟他打招呼的时候,他还在喝酒,这是他的「工作福利」,老板说反正他一个人再喝也喝不空一个窖。他起初以为我要买酒,带我去看了大坛小坛,洞里的酒都是他酿的,老板在七八年前把他放在这儿,从酿造到买卖,他逐渐成了溶洞与酒的主人。

我把相机背回身后,像个游客一样跟他聊天。可能我是最近第一个对洞里酒之外的东西感到好奇的人,他把我拉到桌子边,一边喝酒,一边吸水烟,不用多问就开始絮叨自己的人生。

守窖人今年三十七八岁,我没有听清他带方言的口音。很多年前,他在家乡崇左认识了现在的老板,跟着他离开了那个和隔壁越南接壤的小城,钻进百色溶洞,一守守到现在。这么多年他都没结婚,一个人守一个洞。他在洞里支起来一个屋子,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几把椅子、一口灶,还有挂在洞壁上的榔头、锯子,这就是他这些年生活的全部。守窖人说,他平时就去一公里外的村子买菜,那基本是他生活里去到的最远的地方。

不像威长江,守窖人并没有在这个春节离开。那个下午,我和他每次聊到家乡,他的表情都很凝重。我问他春节为什么不回家,他犹豫了一会儿,又看看我的车,反过来问我,说你能带上我吗?到崇左好像有四五个小时的车程,我去查手机,高速确实是这样,但如果我按照「平推」的方式走省道,可能要花上一天时间。我将事实转达给了他,守窖人没有继续坚持,转而聊起其他话题。

其实县城很小,道路发达,中国每个县城连起来看,会像一张错综复杂的网,我大概理解他在家乡经历过那些家长里短、鸡零狗碎的事情就在这张网中。我猜,不去「触网」,这可能已经是他权衡后做出的最好选择了。放下家乡话题后,守窖人明显放松下来,喝到高兴,他直接从椅子上起来,手一伸,开始转圈。跳了一会儿,好像还不尽兴,守窖人又打开抖音,他平时也不看别的什么,只是这样就着里面刷到的广西民歌继续跳。

看到了我的相机,甚至不用我开口,守窖人主动邀请,让我给他拍照。其实溶洞并不小,开始在外面我就拍了一张,只是曝光距离短,从外面拍进去,里面光线暗,一片乌黑。现在,我们都在溶洞里了,站在跳舞人身边,日光打进来,什么都照得很清楚。我觉得,那天我拍到了一张很好的环境肖像。

酒洞里跳舞的守窖人

2

离开了守窖人的溶洞,我接着往前走,很快就碰到了下一个溶洞,另一群人。最先吸引我的是支在洞口的烧烤摊,有三三两两的人坐着,见我下车,摊主也热情招呼我。听我讲对吃饭没有兴趣,他也不在意,又摆摆手给我指了洞内,说那可以进去看看天宫和仙女洞,钟乳石很好看,门口有卖红丝带,可以绑在里面祈福,五块钱一根。

没有福要祈,我还是进去逛了一圈。天宫设在溶洞的最上面,没有什么景区常见的佛像,也没有敬香的地方,只是有一些五彩的灯光,但和那种5A溶洞里的梦幻之光不一样,更像是迪斯科舞厅里的灯球彩光。我很好奇,又往前走了一段,居然听到了歌声。我走到了天宫的开阔处,顺着彩光的方向向外看,原来是洞底有一处平地,上面挂着彩灯、彩旗和小灯笼,布置得像90年代的工厂年会,正中间放着一个上世纪那种卡拉OK点歌柜,像是从哪个破产KTV里拉过来的。周围还有几台音箱,围着一个小投影,后面大概聚了二三十号人,这里原来还真有一个「溶洞迪斯科」。

这些年里,我陆陆续续拍过很多舞厅,上海的、浙江的,还有东北的,里面的顾客都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。上海老龄化程度高,老人们喜欢上午送完孙子就去,舞厅最繁忙的时间是八点到十点,阿姨穿着舞鞋,叔叔穿立领衬衫,有一种洋气的海派气质。我和上海舞厅老板聊过天,也是上了岁数的一位叔叔,他特别希望能有更多年轻人重新发现舞厅。看到我在拍照,他还主动问我,你能不能发个小红书给我们宣传宣传?东北的舞厅是晚上热闹,人们倒不在意吸引下一辈儿,自娱自乐就很好。现在这个奇妙的溶洞舞厅不收费,谁来都能唱几句,大家的穿着没上海洋气,牛仔裤、大棉袄,有的像是干完手上的活儿来的,还有阿姨专门揣上了瓜子,和姐姐妹妹过来边看边吃,吃完也不多留,唱几首就走了。

天南地北的舞厅有一点是一样的:人们都在跳着一样的舞,这一块儿是交谊,那一块儿是探戈。溶洞里更像是没有包间的卡拉OK,没有舞蹈,叔叔阿姨们只是对唱「久远」的伤心情歌,什么「让我唱一首爱你的歌」。大家唱了很多首也不重样,不是这次听到,我都不记得这个世界上还曾流传过这么多的伤心情歌。

从溶洞回来后,我去查了一查,当时听到的那首歌叫《红尘情歌》,前半句是「浪漫红尘中有你也有我」。这可能也是我在「平推」之旅中真切感受到的:人人都说现在是一个人口高速流动的时代,但在主流之外的角角落落,还是有一个溶洞KTV,能让人慢下来,唱起不再流行的伤心情歌。现在我想,在溶洞里深情唱响卡拉OK的人,也是「福青」。

溶洞迪斯科

3

离开广西走到贵州,我碰到了陈天明,他用6年的时间,在村里砌起了一座「城堡」。

最开始,我是在社交媒体上碰巧刷到了一个女孩子的打卡照,照片里她站在前方,城堡成了背景,黑压压一片,感觉快有十层楼那么高,就这么突兀地矗立在一片荒地上。除了其他零星几张打卡照,陈天明的「城堡」并没能引起网络的注意,在我找过去的时候,他们家的前门紧闭,门口守着两条大狗。我不死心,又绕到了后院,城堡主人正巧就在这里。

陈天明与他的「城堡」

陈天明告诉我,之前经常会有年轻人来看这个房子,听到狗吠声,大部分不敢再靠近,就在远处拿着手机拍。不顾大狗进门的,最近我是头一个。他一边跟我说着话,一边引我进屋。陈天明的城堡最下面两层是他的祖屋。最开始,他只是要在两层小楼上加盖一个养鸽子的地方,但等鸽子房完工,他又觉得好像上面空出来的地方还能「继续垒」。就这样,他继续用木板一层层搭上去,书房、卧室,还有茶室,6年来一共修了9层,真是横空出世。最顶层还放了一个大音响,一播放在一楼都能听得见。我进屋的时候还好奇问他,你们村还放广播?他说不是,是我自己放的音乐。

在我看来,陈天明建造出来的城堡外观像极了电影里那种「移动城堡」,有点怪诞,也有点朋克。陈天明不懂建筑,只是把他的想象力伸向了天空。「城堡」的每层房间里都有很多用来固定的绳子和木头,每上一层也都更小一点,到了第8层只剩下3平米,9层甚至只是一个简单的帆布篷,在这个意义上,陈天明修出了一座塔。

我跟着他爬上了简陋的木梯。书房在第六层,很稳,八、九层都是空木亭,第九层上去时会有一些摇晃感。最后我坐在了他的书房里。陈天明的背后和侧面是两幅字,字下面堆的全是书,他听着头上两层的音乐,在书房里把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简史》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《全球通史》各读了三遍。我开始和他聊天,陈天明今年42岁,是村里走出去的大学生,2000年前后在南京的大学读数学,后来在城市做过很多活计,也没有结婚,2018年他回到老家做养殖。

陈天明告诉我,他的父母和姐姐如今还住在最下面两层的旧屋里,他们都很支持他建造「城堡」,父亲甚至还亲自帮他去挑木头。我俩聊天期间,他的母亲乐呵呵递来一个苹果,让我随意看。他的姐姐结了婚,外甥就在城堡里爬上爬下。我想,小外甥以后可以骄傲地说,我在城堡里长大。

陈天明的城堡建在一片荒地中间,上面风景很好,能看到东边500米开外的机场,也能看到远处的群山。发出来这组照片之后,我看到有人评论,说这不就是一堆破木头吗?说得也对,我在远处拍城堡的时候,种地的同村人好奇,问我在干什么。我说我在拍照,他们也奇怪,这不就是一座烂尾楼,有什么好拍的?

现实生活里,陈天明是从城市回来的失意人,他像他的城堡一样远离村中心,去年到头养殖业还亏了钱。而在法律层面上,陈天明最近三年都在和村里掰扯,他们觉得这个自建房不安全,去年还打了官司,陈天明败诉了。但陈天明不接受,他要继续上诉。

在我看来,陈天明的故事像一个童话,城堡就是他生活的一个出口。说实话,虽然我从县城长大,也一直在拍县城、乡村,但乡村真的美好吗?不是的,田园牧歌只是表面,具体的农村发展缓慢各项资源落后,也有一地鸡毛。我体验过,也知道那些真实都藏在哪里,但我真心希望我所有遇到的人,还有他们的故事,都能稍微停留在美好的一面。

哪怕最后也逃不开被拆的结局,但陈天明的城堡存在过,就已经和从来没有过不一样了。最近贵州刮了大风,我还看到陈天明在朋友圈里分享他的胜利:只有顶层有轻微摇晃之感觉,城堡在风中非常坚挺。

荒地上陈天明的「城堡」

4

遇到所有「福青」们的缘起,是去年,我关闭了开了3年的县城照相馆。

2024年1月7日,我发了个朋友圈,清空了20个G的工作微信,就这么出发了。我只带了三五件衣服,两台常用相机,一台电脑,也没保养车子,就这么直接上了路。在路上第一天,我直接在高速上开了10个小时,有种逃跑的巨大仪式感,但也有一种隐隐约约的虚无。

我不看地图、不走高速。这几年大家推崇「特种兵」式的快消生活对我来说目的太明确了,反而折损掉了偶然的风景与意趣。我从老家江苏镇江开始,沿着县道、省道还有国道往西开,我一路路过了之前拍过的湖南湖北,最后走到了广西。

这其实是我2019年年底就做好的计划。我做了很多年的纪实摄影师,镜头一直聚焦在像我一样,生活在县城、农村的人,我也一直想要拍出真正能代表中国的照片。最开始,我想找出来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省份,但想来想去,哪里都有点以偏概全。后来,我心一横,那干脆就一个个地方「平推」,全拍下来,这下总不能还说「偏」了。

但后来疫情让所有人都无法出门。本来作为自由摄影师,我的收入来源大头就是到各地拍照,再把照片投稿、打比赛,一个月稿费和奖金加起来,能有两千块。但出不了门,自由摄影几乎就进行不下去了。为了生活下去,我只好在我们县城里开了家照相馆。很多摄影师都不会选择跨行,他们通常专耕一个方向,但在县城里,婚纱照、人物肖像、证件照,我来者不拒,什么都接,一张价目单能从10块列到一万。

其实我在县城开照相馆的这三四年,钱比做纪实摄影好赚多了。人们多在节假日宴请或结婚,我基本没有节假日,最长有过四十天连轴转,每天晚上拍完的时候,我都要坐回车上,歇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神。我是个没有什么物欲的人,没有结婚,平时也没地儿花钱,就这样攒下了将近20万。

拍婚礼帮我更熟悉了人间烟火气,这段和人打交道的经历也在今年的「平推」的过程中给了我很多帮助。不过从内心深处来讲,我知道再这么继续拍商业片子,我的精神可能就要垮掉了。回忆一下过去三年,我感受到快乐的时间竟然大多都来自我忙里偷闲,在婚礼拍摄间隙,去周边扫街拍照的经历。但我现在不想把商业、纪实两碗水继续端平了。等到了又能自由出行,我就太想回到各个地方,而不是坐在县城的照相馆里,每天重复拍着相似的场景。

今年大年二十九,我来到了重庆巫山。过去我给许许多多的新人和朋友们拍摄过烟花照片,而这一次,我总算可以慢下心来,欣赏一场烟花,好好地为自己多活一些。

「关掉照相馆,去满中国地拍照」这个举动还挺理想化的,我不知道时隔几年,我还能不能拍到什么,找到真正的好故事。之前作为独立摄影师出门,如果几天都没拍到什么,我就会很焦虑。我也担心开销,路上吃饭住宿都在村里,住宿80块,饭钱每天三五十,都很便宜,只是油费是大头,一天平均下来花销也要200块。

但我后来一想,这几年拍婚礼攒下来的钱,其实是足够我去做真正想做的事情好一阵子。加上边走边接一些拍摄项目,另一边也继续投稿,我后期甚至能几乎保持收支平衡。现在走在路上,我每天都会给自己选上至少八九个目的地,通常是当地特色或者有意思的地点,有的是靠看地图,有的靠在社交媒体上找。其实按我的速度拍下来,一天走不完四五个,扑空也经常发生,因为乡村不像城市,有专门的景区,很多事物都是有时效性的,没有人、不开门,都很常见。就这样,我每天上午九点左右准时上车出发,一直转到晚上8点过后才收工,每一天都要开上一百公里。

许多朋友问我,为什么你每次都能找到这些拍摄的点和人?我当时的回答是,我还挺幸运的。实际上确实幸运也占很大一部分,但我想,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,我在路上的时间足够长,没有多少人愿意把手头所有的东西放下,去做全职的纪实摄影。

比如这次「平推」走到山西,遍地都是庙宇,在都市里消失的神仙随意住在各个地方。在黄河边,我拍到了一张众多神像立于河边的照片。我问附近的村民,说是寺庙搬迁,供养不下去,就把各路神仙请到了黄河边,让大自然来供养。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景象。我把这组照片发在网上,评论里有说这是众神的黄昏,也有人说是神仙赶集,在河边悠闲唠嗑。

黄河边的众神

我今年33岁,说上不上,说下不下,这些年我拍过很多结婚照,县城朋友们的孩子都到了打酱油的年纪。而我关掉了照相馆,再次脱离了已经走向「正轨」的生活,又重新回到了一个不确定并且游走在边缘的生活状态。事实上,也正是这种游走,甚至是物理意义上的游走,才让我有机会看到那些和我一样走在边缘的人群。

拍到后面,我会觉得,也许我和福青、陈天明本质都是同一类人,我们都在奇异地「享受」这份边缘带来的美丽,我们都乐此不疲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

5

从县城、乡村成长起来的人大部分都对家乡的感情很复杂。一方面,县城、乡村的人对具体生活的想象并没有那么多种可能,我的老家江苏镇江扬中市,是一个人口30万出头的小县城。我们这里也不像北方,父母辈的人对成功的认知就是去经商,那个年代最流行开黑车,从我们县城接人去市里,每天早晚各一趟,在零几年就能一个月赚七八千。所以,对于我爸妈来说,开黑车是一个好工作,做生意才有出路。

我也没有逃脱这条道路。2012年一毕业,我进了亲戚在的工厂做文员。我记得当时工厂的工资半年一结。但从小到大,我都对所谓的「成功人生」感到困惑,这个跟考编上岸都是一个道理,好像在我们小小的县城里,人只能有着一种固定的活法。到后面,我厌烦了工厂里重复的劳动,辞了职,又开始对摄影感兴趣,拿着相机到处拍照。家人对我很支持,但他们的期待始终还是「你要去开照相馆」,这也是一门生意。

但另一方面,我从小在农村长大,很喜欢赤脚在村里面跑,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上小学,才慢慢改掉。我对于踩在泥土上有很深的亲切感,这和踩在柏油马路上有很大的区别,具体什么区别我还真讲不出来,但任何一个人去试试就能感觉出来。

曾经,我们这个县是全国百强县的前十名,江苏平原沿江起了很多工厂,带来了很多的钱。但对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,建工厂就意味着搬家。我们这一代的人,离故乡愈来愈远。成长、学业、工作,各个时期我经历着不断的搬迁。其中有一次我印象很深,是搬到了阿姨家开的招待所里,那里有一个很大的院子,停满了各地来拉货的卡车,我喜欢和这些跑江湖的司机聊天,这些成长的经历都构成了我人生最基础和坚固的价值观。

农村人也天然有一种很淳朴和真诚的气质。我在今年出发这一路上遇到白事必进去拍摄,从来都没有被赶出来过。在农村,按照传统丧葬文化,老人去世后家属都要在村里喊号子,告诉村里人来送最后一程。所以,对于家属来说,来的都是会送家人最后一程的客人。我也在城市扫过街,时不时就会有人过来说「侵犯肖像权」,后来我干脆不在大城市拍照了。

前两天因为受邀参加影展,我在「平推」中途去了一趟上海。说实话,从山西的村子到上海,这种差异不亚于出了一趟国,去了一个异世界,我需要「倒时差」。上海是一个节奏特别快的城市,但它的交通又奇怪得很慢,就像同样的距离,如果放在山西,一个小时就能到了,但在上海,我可能要花上半天才能折腾过去。在地铁里,所有人也都戴着耳机,愁眉苦脸刷着自己的手机,好像十个人里面才有一两个面带笑容的,不过听几句对话我就发现——他们是游客。

当然,你说不生活在城市就没有压力吗?当然也有,房子、收入,但在农村,这些都不像在城市里那么的急迫和致命。前几年拍纪实的时候,我还在贵州拍到过外星人科研站,一块大牌匾,上面写着「天下平等/外星人观音」,这就是现实里的宇宙探索编辑部。很多人都说乡村是魔幻的天堂,在我看来,一是山高皇帝远,现代城市规划管不到这些毛细血管,更重要的是,他们在生活之外,还有另一种超脱具体的可能。

重新上路后,我试图也把自己从具体中拉出来,我隔着镜头,像是隔了一层毛玻璃,把那些县城生活真实又细碎的部分过滤掉,留下更加隽永的关于土地、关于人的底色。当然福青的院子里记录着和邻居商量有关院墙建在哪里的鸡零狗碎,陈天明的官司依旧在打,每一亩地都还是能引起争端。但我故意把这部分打上了马赛克,我希望更多能被人们看到的,是他们超脱在这些具体生活上面的那种美好和轻盈。

大城市里的节奏是反自然的,农村人和城里人的区别也在于,两个地方时间流动速度不同,像福青一样千千万万生活在土地上的人,他们还有大把的时间,有更多可能去思考生活的本质。

6

福青的帖子发出后,确实获得了千万级别的浏览量,但我的计划不变,五月中旬,我会继续回到山西,上次走完了太原以西,我这回要从运城开始,把剩下的地方「平推」完。接下来,我还要去陕西、河南、甘肃,争取一点点把版图扩大补全。

其实在福青院墙的照片成为热门话题之前,我一直有点担心没人再关心这些事情。和这些我拍过的人物一样,他们生活在现代社会地理意义上的边缘,也是经常说的「小人物」,甚至连同村的邻居都不知道他在记录什么。还有福青老人的那篇帖子,我记得我是发了18张图,加上密密麻麻的文字,全部看完可能要花上十分钟。在城市里,十分钟可以干很多事,在工位上吃完早饭、坐一站地铁,处理一次工作交接,而一个完全不出名的老人,我很难想象会有这么多人愿意为他停下十分钟。

有很多年轻人来问我,能不能去做纪实摄影师?其实我的回答一直是「不建议」。从我2013年年底辞职开始走摄影这条路开始,一直到2016年年初我才通过摄影拿到第一笔稿费,800块钱。我经常会说,做纪实摄影三年是一道坎,很多人撑不到三年,我见过很多有天赋的摄影师逐渐没了作品、消沉了下去,能全职做三年的人更少之又少。有段时间,我还兼职图片论坛的编辑,有一个年轻人拍得很好,我总是收他的照片,后来疫情期间没了他的消息,我还专门在微信上问他,你最近还在拍照片吗?他说,拍不了了,现在在做跑大货的挂车司机。

但帖子就这样在网上「火」了,连同着我今年走过的50多个县城、两三百个村庄的故事,都被不同程度地「看见」了,甚至我自己的故事也被看到了。在县城做看似「不干正事」的摄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以前街坊邻里只关心这个人混出了什么名堂,现在也终于有人看到我们镜头下关心的事情,甚至也愿意倾听我的人生故事。

这种去看见、被看见的感觉,大大消解掉了我对生活无意义的困惑。一路「平推」下来,守窖人、陈天明,还有福青,每个人都在做自己手上的大事或小事,也许他们也曾经有过疑问,但依旧在日复一日地生活,然后在重复中寻找新意。

山西太行深处的修行者

我又想起第一次偶遇福青世界的情形:他的院子并不大,外面院子中间有一片小田,种着两棵杏花树,当时树光秃秃的,没开花。

大概是4月7日,我第二次回到了福青的院子。上一次只是拍到了文字,我还有太多关于福青的问题想问问他的家人。等我再次进入院子,白事的布置都撤掉了,我才头一次真正看到院子的全貌,文字写满了院墙,没有了乐队在场,院子宽敞了起来,中间是福青挂念的杏树。

福青于4月1日下葬,小红书上爆火的帖子要两天后才发出来。一周后,等我第二次去的时候,杏花已经开满了院子,特别茂盛,边上还有蝴蝶在飞。

福青开满杏花的院子

随机内容